严勤尚自然地理学家海洋地质学家

严勤尚(1917~1992),江苏无锡人。 自然地理学家、海洋地质学家、比较沉积学的先驱和倡导者。

 

严勤尚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

1936年至1949年,这是他的学习阶段。

1936年考入原中央大学地理系。 次年抗战爆发,他随学校从南京迁往重庆,在后方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他求学期间,他主修地理。 他还辅修了地质学。 由于抗战需要,他自发考察了西康省的交通地理。 他的工作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考入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生。 师从著名学者叶良辅教授。 在叶良辅先生的带领下,对西康地区的自然地理进行了考察。 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学的学者之一。 1944年,他完成毕业论文《贵阳附近的土地和水系统开发》。 1946年4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在澳大利亚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地质地貌研究。 两年后,他完成了硕士论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内皮恩河的开发。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内皮恩河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论证了其发展先于沿海大断层,是一条预成型的河流。 随后他提出河流是由预先形成的沿海山谷形成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补充了戴维斯的地貌发展理论。 严勤尚先生获得尼泊尔大学硕士学位。 当时,叶良辅先生出任浙江大学地理系主任,严勤尚先生应恩师邀请回到浙江大学任教。 直到1948年,严勤尚先生走的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留学欧美,研究经典科学问题。 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国际认可,但缺乏自主创新。

严勤尚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为1950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严勤尚先生的工作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建设进行研究,关注基础科学问题。 严勤商这一阶段的学术生涯反映出1949年的革命为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位开辟了新的领域。 他们不能再坐在书房里,需要走进生产实践,需要原创。 不幸的是,政治运动干扰了他们的学术活动。

1949年人民革命胜利后,国家进入蓬勃建设时期。 1950年至1952年建国初期,严勤尚重点从事地质地貌、水库坝址、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他对浙江黄潭口、金华兰溪地区水库建设和淮河中上游水库进行地质地貌调查,撰写研究报告十余篇。 直接服务于这些工程项目。 在基础研究方面,1950年,他对大兴安岭山脉的地质和地貌进行了调查,并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撰写了两篇文章,提出第四纪时期,冰川作用参与塑造了大兴安岭山脉及其邻近地区的地貌。地区。

1953年,严勤尚先生赴陕北榆林至定边考察荒漠化治理工程,为规划建设绿色长城林带提供了精准依据。 这项研究完成后,1954年,他在中国《科学通报》11月号上发表了《陕北榆林—定边流动沙丘及其改造》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大量地层沉积资料和形态分析,提出:“至鄂尔多斯,沙就地升起”。 这是最早提出中国沙漠形成是“沙起”论的文献。

1955年至1956年,为了配合中国自然地理分部专题地貌部分的工作,王先生从事浙江省地貌分部工作。 1957年至1962年连续多年参加中苏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研究工作。 三年多的时间,他走遍了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天山南北麓。 考察期间,在总组的支持下组建了专项组,他带头对开都河流域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市进行了全面排查。 在了解流域自然资源和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利用思路。 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他仍然坚持基础科学,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西部天山冰期的数量和性质》和《新疆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城市的地貌发育》,还与周廷儒等人合着了《新疆地貌》一书(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在文革后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工作是中国冰川学发展和寒旱地区前沿研究的一部分。

1962年后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貌研究室师生一起开展铁路工程地貌研究。 重点对宝成铁路沿线十多个病害工地进行调查,查明原因,提出整治途径和措施,重点对西坡特大滑坡进行分析并撰写论文。 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1962年,他在《科学通报》三月号上发表了题为《浅谈我国地貌学研究的几种观点》的文章,提出“地貌学过去是从地质地理学发展而来的,未来永远不会从地貌发展而来。” 与这两门科学的联系不能弱化,同时要注意丰富其他学科的内容。”“注意吸收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素材”,“进一步掌握结合的方法”基于这一思路,制定了《边坡开发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拟从力学分析和材料分析入手,研究具有工程意义的边坡过程。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需要更多的努力。王先生专门为地貌班的学生开设了《边坡发育原理》课程,并编写了相关教材。然而,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严勤尚先生被迫停止了他的科学研究。他提出的《边坡开发与工程地貌研究计划》被迫叫停,这一时期,边坡土地研究在国际地貌过程研究中兴起,走的是吸收技术、科学资料并应用的道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1971年,英国利兹大学的迈克·柯克比(Mike Kirkby)发表了《Slopes:FormandProcess》,树立了地貌学研究的里程碑。 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想起总理问的那句话:新中国为什么缺乏大师? 答:因为他们必须处理政治问题。 如果不跟政治打交道,就得不到社会力量的支持。 大师只能得到后人的认可。 然而他这一时期培养的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却被分配到铁道、水利、科学院等相关部门工作。 经过多年的培训,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成为治理滑坡和泥石流的专家。 新中国在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严勤尚先生研究的第三阶段从1970年持续到1992年严勤尚先生去世。 这一阶段,王先生摆脱了传统地貌学方法和观点的局限性,吸收了沉积学的方法和新成果,开创了海洋地质研究的先河,创造性地进行了比较沉积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70年,以严勤尚先生为核心,华东师范大学设立海洋地质专业。 1972年2月,该专业30余名教师调入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 1972年至1975年,在他的领导下,编写季刊《海洋地质翻译丛书》,为我国海洋地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5年正式成立海洋地质系。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撤销革委会。 担任首任海洋地质教研室主任,组织开展海洋地质综合研究。 在此期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海洋地质学》,将海洋地貌学和海洋地质学融为一体,关注沉积过程在海洋地质学和现代沉积研究中的作用,介绍了我国近海和世界海洋地质勘探成果。 1970年至1975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机会坐下来研究科学。 一些重要的研究也在此时完成。

1974年起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组建科研组,从事苏北油田沉积相研究。 课题组与地质部门密切配合,共同攻关,优选出富第三系富油气区。 《宁群》的第二节是重点话题。 在研究过程中,他对所有岩心标本进行了反复观察、讨论、地面切片、取样,最终得出含孔虫层曾被海水淹没,属于海—海过渡相的结论。土地。 这一结论对我国东部多个新生代含油盆地相当部分的沉积环境有了进一步的发现,为大港、胜利油田和三水盆地的未来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向先生等人在苏北油田从事岩相研究时,我国油田地质这方面的研究还仅限于某些政治争论。 严勤尚先生对苏北下第三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对岩石相的研究,阐明了成油环境中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 1979年在《地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苏北金湖凹陷阜宁海侵沉积环境》是我国阐明我国东部成油环境的重要论文之一。

在讨论古代沉积的同时,他还根据英国学者和科研团队针对北海油田的特点,选取了浙江舟山普陀岛的现代滨海沉积物,研究了滨海沉积物的类型和沉积迹象。海滩上不同单位的相貌。 1981年第14号台风肆虐时,他组织徐士元等人抓住机会,现场观测风暴潮冲刷淤积过程,建立了风暴沉积序列,证实了风暴可以在该地区发育和保存。正常波底以上的海岸带。 关于沉积的猜想,《舟山普陀岛现代海岸带沉积》发表于1981年。现代海岸沉积特别是风暴潮的研究,解释了北海油田富油地层的起源,在了解含油地层的特征。 因此,普陀岛已成为海洋地质和油田地质的重要参考区。

1981年回到华东师范大学筹建比较沉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他与院内外同事和研究生密切合作,发表富有创意的学术论文20余篇。

严勤尚先生成为这一时期的旗帜人物。 一个旗帜性人物往往只能组织创新,他的成就取决于他自己的团队。 当然,也有炒作,而严勤商先生是深恶痛绝的炒作。 1988年,有人请他写写他的学术成就。 我根据他1954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就鄂尔多斯而言,沙子就地起”的文章,提出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沙子就地起”说的人。 。 他见状勃然大怒,说道:“我只说鄂尔多斯是起沙的地方,却没说是全国,怎么会起这样的沙呢?”

中共党员,著名地理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沉积学家、地理教育家、博士生导师。 华东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比较沉积研究所名誉所长、地理学系教授严勤尚同志于1992年8月2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7岁。